幾千年來，“攻城拔寨”是歷來戰(zhàn)爭的直接目標和關鍵動機。隨著戰(zhàn)事迭起，攻防相生，城池也因此成為最大最重要的戰(zhàn)爭舞臺。特別是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，諸侯紛爭，群雄并起，戰(zhàn)爭極其頻繁，也因此形成了各諸侯國割據(jù)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體系，僅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提及的城邑地名就達千余座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僅戰(zhàn)國時期較大規(guī)模作戰(zhàn)行動就有230多次，其中2/3以上和攻城有關。根據(jù)《孫子·謀攻》中“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災也”的說法推斷，在那個冷兵器的時代，攻城往往會伴隨著極高、極可怕的傷亡率。但這也同時說明當時的守城戰(zhàn)術和器具，必然非常完備和發(fā)達。因此，有兵圣之稱的孫子，也認為攻城是萬不得已的“下下策”，并告誡道：“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”
對此，同時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觀點，并利用自己掌握的“完美守城攻略”，四處推行自己的“非攻”理念。在他的著作《墨子》中第十四、十五卷就專門介紹了守城的裝備、戰(zhàn)術、要點，共二十篇。雖然目前僅存十一篇，可已經(jīng)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冷兵器時代的城池防守之術。
從軍事博弈的發(fā)展脈絡看，歷代中原統(tǒng)治者，之所以都特別偏愛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礎上的“非攻”軍事防御手段，也許正是得益于筑城技術的高度發(fā)達和城防之術的極高效率。于是，專守待敵、后發(fā)制人的“筑城防御”軍事思想大行其道，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文明的走向。從秦始皇修筑萬里長城開始至今，無論是歷代對于長城防線的高度重視，還是今天我們依然用“鋼鐵長城”來形容我們的國防理念，都足以說明這種以城墻為基礎的戰(zhàn)略防御思想，對我們的影響是多么重要、多么深遠。
當然，這種“被動防御”的軍事思想形成，除卻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”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，還與中原民族的生存環(huán)境和經(jīng)濟特征是分不開的。中原民族的農(nóng)耕經(jīng)濟，自然離不開長江、黃河廣大流域的沃土滋養(yǎng)，中原民族已經(jīng)習慣了定居的安樂和富足，自然不會，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樣游擊爭斗。而平原之上，無險可守，要守衛(wèi)自己的領土，保護自己的家園，特別是針對游牧騎兵部隊騷擾的最好辦法，自然是建造堅固的城墻堡壘。
同時，高大的城墻還能提供防洪水、防強盜、防猛獸等多重安全功能?！八娜詾楣獭钡闹袊?，也因此能夠在四四方方的城墻庇護下，碼著四四方方的文字，邁著四四方方的腳步，從容又體面地延續(xù)著一種輝煌而偉大的黃色文明。
中國人對于城池的偏愛，除卻以上諸多因素外，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，那就是自信。這種自信，是建立在人口盛昌、經(jīng)濟繁榮和文明發(fā)達的多重基礎上。換句話說，筑城的底氣在于“建”得起、“防”得好、“守”得住。正如我們喜歡用“固若金湯”來形容防守，或者愛唱“萬里長城永不倒”一樣，這些都是這種民族集體自豪心理的微妙寫照。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無論是城池的建筑還是防護，都是高技術、高投入的產(chǎn)物，不是誰都能修得起，更談不上修得足夠好。而要消解來勢洶洶的侵犯之敵，除卻厚厚的城墻外，有著高度文明和發(fā)達經(jīng)濟的守城一方，自然擁有更多“后發(fā)制人”的技術法寶。
今天，當我們從“術”的角度，細細梳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的“守城”技術、理念和經(jīng)驗等古代軍事文化遺產(chǎn)，在重新認知這些繁雜的機關、精妙的設計、豐富的戰(zhàn)術時，除卻折服古人的無窮智慧外，在那遙遠時空里，也許還會隱隱約約聽到祖先的一聲幽嘆。
明代天順三年襄陽城池圖 一、古代城池的建筑特點 中國早期的城池，絕大多數(shù)是土筑，到了明代以后，各地的城墻才開始大規(guī)模包磚。因此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絕大多數(shù)時間里，城池都是一副黃禿禿的模樣。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，我們的先民已經(jīng)掌握了版筑的技術。所謂版筑，就是筑墻時用兩塊木板（版）相夾，兩板之間的寬度等于墻的厚度，板外用木柱支撐住，然后在兩板之間填滿泥土，用杵筑（搗）緊，筑畢拆去木板木柱，即成一堵墻。 到了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，版筑的技術更是大大提高，普遍采用懸版夯筑法，即用木棍穿過兩側(cè)夾板，以繩索固定取直，中間填土夯實，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“其繩則直，縮版以載”，說的便是這種方法。用這種版筑技術筑成的城墻，比以往更結(jié)實，因此可以取消舊法中兩側(cè)的護城坡，從而增加城墻的攀爬難度。當時有的城墻還采用土坯（單塊土坯尺寸約為1米×0.4米×0.2米）壘砌，上下交錯疊壓，以此提高墻體的密度和強度。 自春秋以降，中國城池一直采用這種樸素的土筑辦法，近兩千年過后，大名鼎鼎的元大都（北京）城墻，依然是由夯土筑成。這種土筑的城墻，樣子不太好看，而且不太結(jié)實，特別是一下雨就會因雨水淋蝕而損壞。當然也有例外，譬如東晉十六國時夏國赫連勃勃大單于（407~425年在位）修建的統(tǒng)萬城，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跡。統(tǒng)萬城采用“蒸土筑城”法，即把糯米汁、白粉土、沙子和熟石灰摻和在一起夯筑而成，雖為土城，但具有石頭一樣堅硬的質(zhì)地和抗毀力。傳說負責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將軍要求非常嚴格，近乎殘酷，修建好的城墻，他命人以鐵錐檢驗，凡錐入一寸者，便立刻將工匠殺死，填尸于墻內(nèi)。在這種瘋狂的高壓政策下，歷時六年修建而成的統(tǒng)萬城，建筑質(zhì)量奇好，“其堅可以礪刀斧”，完全可以和現(xiàn)代水泥相媲美。 當然，這只是特別的個例，大多數(shù)的土城墻，為保證牢固度和強度，只能往高、大、厚上靠攏。譬如兩千多年前齊國的都城臨淄，城墻寬度就達20米，楚國都城郢的墻厚也有14米之多。在冷兵器時代，這樣的厚度，其抗擊打能力，足以令人放心。此外，為保險起見，在高大厚實的城墻外，與城墻平行的還有人工挖掘的寬深壕塹（也可以引注河水，成為護城河）。大的都城，城外環(huán)周的護溝壕，通常寬度達到30米，深度也在4~5米。 不過，土城也有土城的好處，那就是容易修補。譬如當安史之亂，李光弼鎮(zhèn)守太原時，叛將史思明的大軍將至，如果要對方圓40里的太原城進行加固肯定是來不及的，于是一邊率領軍民在城外挖掘壕溝，一邊命人將挖掘的壕土做成幾十萬個土磚坯，命令用土坯修筑營壘，哪里被破壞，就用土坯補上。 從軍事防御的角度看，中國古代城池的構(gòu)筑，可謂布局精妙，機關重重。在高大的城墻頂部，筑于外側(cè)的有連續(xù)凹凸的齒形矮墻，稱作雉堞，又稱垛墻，上有垛口，可射箭和瞭望，下部有通風孔，用來保護墻體。內(nèi)側(cè)矮墻稱為女墻，又叫“睥睨”，一般比垛口低，起護欄作用，防止士兵往來行走時跌下。此外，城墻內(nèi)部也都修有環(huán)城馬路和登城道。 城墻每座城門的正，都建有城樓，這是城墻頂上精致美觀的高層建筑，平日登高瞭望，戰(zhàn)時主將坐鎮(zhèn)指揮，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設施。而在高大的墻體外側(cè)，每隔一定距離，還會有凸出于墻體外側(cè)的一段，這就是馬面(又稱敵臺、墩臺、墻臺)。馬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兩種，因外觀狹長如馬面而得名。馬面的使用是為了與城墻互為作用，消除城下死角，自上而下從三面攻擊敵人。它的一般寬度為12～20米，凸出墻體外表面8～12米，間距為20～250米（一般為70米)。這符合宋·陳規(guī)《守城錄·守城機要》中的記載：“馬面，舊制六十步立一座，跳出城外，不減二丈，闊狹隨地利不定，兩邊直覷城角，其上皆有樓子。”在使用冷兵器的時代，這個距離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內(nèi)。
明代萬歷四十五年襄陽城池圖 為了增強馬面的防御和戰(zhàn)爭能力，在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敵樓，可以屯兵和瞭望，又可以儲藏武器，使城墻的防御性能發(fā)揮到最高點。戰(zhàn)時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點，觀望敵人，觀察敵情，防止敵人迂回城下攻城；又可以憑借敵樓從正面及左右兩樓間三個方面的交叉火力，狙擊敵人，隨時點線相連，編織嚴密的高空火力網(wǎng)，是城墻防御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另外，城墻四角的角臺，各建樓櫓一座，名為角樓。角樓的朝向與大墻呈135度角，樓的高度、體量介于城樓與敵樓之間，主要用以彌補守城死角即城墻拐角處的防御薄弱環(huán)節(jié)，從而增強整座城墻的防御能力。戰(zhàn)時，角樓內(nèi)的守御者居高臨下，視野廣闊，可監(jiān)控和痛擊來自多種角度的進犯之敵。 從軍事進攻的角度看，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環(huán)節(jié)，自然是城門。因此城池的設計者自然會對其加大保護力度，強化其防御能力。規(guī)模小一點的城池，一般是設置懸門或吊橋，而大一些的城池，則要設置甕城。甕城是建在城門外的小城 ，又叫月城，是專為保衛(wèi)城門而設的小城。《武經(jīng)總要前集·守城》記載：“其城外甕城，或圓或方。視地形為之，高厚與城等，惟偏開一門，左右各隨其便?！?即便敵軍攻破了甕城城門，還有主城門防御，由于甕城內(nèi)地方狹窄不易于展開大規(guī)模兵力進攻，延緩了敵軍的進攻速度，而城墻頂部的守軍則可居高臨下四面射擊，給敵人以致命打擊，正所謂關門打狗、甕中捉鱉。《詩經(jīng)·鄭風·出其東門》云：“出其闉阇，有女如荼?！薄伴炾^”，指的便是甕城?？梢娫缭诖呵飼r期，城池的城防技術已經(jīng)達到相當完善的地步。由城墻、城樓、護城河、馬面、敵樓、角樓、甕城等組成的立體城防格局，基本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即已成熟定型，并一直持續(xù)到明清時代。 今天，我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看到的正陽門，可以依稀一睹當年冷兵器時代城墻的雄偉風采。正陽門是老北京“京師九門”之一。它集正陽門城樓、正陽門箭樓與正陽門甕城為一體，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體系。明朝正統(tǒng)四年（1439），為了加強京師的防御能力，在京師各城門外添建箭樓，正陽門箭樓也是此時建成。在城樓與箭樓之間原有一座巨大的甕城，南北長108米，東西寬88.6米，甕城四向各辟一門，均為拱券式門洞。正陽門城樓通高43.65米，正陽門箭樓通高35.37米，均是中國乃至世界“城門”中最為高大雄偉的城樓和箭樓。 一座城池的防御體系強大與否，除卻城池的本身建設因素外，當然也與城址的地理選擇有著極其緊密的關系。中國古代城池的選址，歷來講究“風水”，拋開迷信的說辭不談，借天時地利之便，依山傍水，求取兵法上所說的“城有不可攻”的優(yōu)越守勢，自然會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態(tài)勢之下，這一點尤為重要。在古代戰(zhàn)爭史上，以宋元時期發(fā)生的兩座城市保衛(wèi)戰(zhàn)為例，頗能說明問題。 一個是釣魚城。南宋晚期，宋蒙（元）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余玠為抵御蒙古軍隊的進犯，采納播州(今貴州遵義)人冉琎、冉璞兄弟“擇險、任人、積粟、駐兵、徙城”的建議，于淳祐三年（1243）在釣魚山筑城，徙合州及石照縣治其上，屯兵積糧，控扼三江，以為重慶屏障。釣魚城依山為壘，山便是城，城就是山，宛如金城湯池。它不但有構(gòu)筑在陡峭山巖上的內(nèi)外兩道防線，而且還有縱向延伸的水軍碼頭，以暗道出口、一字城墻相連接的給養(yǎng)補給通道，和天池泉井、水洞門為代表的給排水系統(tǒng)。在城中的兩級臺地上，還有良田沃土，豁然千畝。糧草充足、水源無憂，加上指揮得法、抵抗有力，使得蒙古大軍縱是驍勇無比，也只能望城興嘆，束手無策。在攻打釣魚城的戰(zhàn)斗中，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飛丸擊中，命喪黃泉。蒙哥汗戰(zhàn)死之后，進軍鄂州(今湖北武昌)的蒙哥之弟忽必烈和進攻漳州(今湖南長沙)的塔察兒，以及占領了大馬士革正在與古埃及馬木路克王朝軍隊作戰(zhàn)的旭烈兀，為爭奪汗位而匆忙班師，蒙古貴族集團遂即開始了長期的內(nèi)部爭戰(zhàn)。釣魚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，赫然豎立了“延續(xù)宋祚、緩解歐亞戰(zhàn)禍、阻止蒙古向非洲擴張”的不朽豐碑！當時，釣魚城就以“東方的麥迦城”、“上帝折鞭處”的威名震驚了中外。如果說蒙哥汗命喪釣魚城，還有偶然的巧合因素，那么釣魚城軍民一心，僅憑一座小小的石頭城，堅持抵抗蒙元達36年之久的光榮歷程，自然不能用“幸運”二字簡單地加以概括。除卻“人”的因素外，城的獨特地理位置和以此為基礎的山城防御體系，其功也莫大焉。 另一個則是襄陽城。襄陽城和毗鄰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邊界，坐落在漢水兩岸，二城隔水相望，漢水在更南部的武昌匯入長江。其重要性在于其獨特的戰(zhàn)略地位:它們是進入長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壘，守護著通往長江中游江漢平原、東南和西部地區(qū)的交通要道。奪取這兩座城鎮(zhèn)將為蒙古人提供一個基地，可對南部其他地區(qū)發(fā)起攻擊。也正是由于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南宋軍隊在襄陽依據(jù)有利地形，設立了“堅固的城堡、堅實的城墻和很深的護城河”的堅固防御工事，嚴陣以待。蒙古人在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后，歷經(jīng)五年的圍困，才最終拔掉了這根眼中釘、心頭刺。南宋襄陽守軍能夠堅持這樣漫長時間的抵抗，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也在于城防的特殊地理位置。 對于席卷歐亞非三大洲，幾乎戰(zhàn)無不勝的蒙古軍隊而言，卻在南宋城池的強大防御力量下屢屢碰壁，甚至賠上了一位大汗，教訓和刺激不可謂不深。此也使得蒙古人對于城池，特別是最后歸順的南方城池，有著一種特別的反感。元世祖忽必烈，也就是蒙哥汗的弟弟，在征服南宋后不久，就“命有司隳沿淮城壘”，開始有計劃地拆毀淮河流域、長江中游、長江上游地區(qū)城市的城墻。只有少數(shù)城市因為各種特殊原因而獲免，如江西的隆興城由于濱西江，基于防洪的需要，城墻得以“姑存之”。元代陳大震纂修《大德南海志》卷八《城壕》云：“有州郡則有城池，所以捍御外侮也?！毂舷?，平夷城壁，樓櫓雉堞一切蕩除。以后因之，不復修治?！睔У暨€不讓重修，可見毀城的目的不僅僅是泄憤，而是希望一勞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區(qū)的防御能力。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，由于義軍揭竿而起，四處攻掠，各地形勢危急。由于沒有城墻，這些城市很難抵御反抗軍的進攻，隨著攻守形勢的轉(zhuǎn)化，元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墻，開始了另一輪的歷史重復。 二、古代城防的防護器械 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云：“守城之道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也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攻也。”也就說，周密部署，積極防御，方是王道。好在中國古人善于總結(jié)和積累經(jīng)驗，寫出了許多流傳后世的城防“操作寶典”，并漸漸形成一套成熟的“制式”裝備系統(tǒng)。 一類是阻滯實施。護城壕外，一般設有三四道人工障礙，主要有蒺蔾、鹿角木、陷馬坑、拒馬槍等，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敵軍，特別是騎兵部隊近前。 蒺蔾有木蒺蔾和鐵蒺蔾之分。木蒺蔾是一種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果實外殼有堅硬的刺，古時作戰(zhàn)常常就地取材，將它收集后灑于敵軍必經(jīng)之路，用以刺傷敵軍人馬腳部。鐵蒺蔾自然是人工打造的“仿生”武器，具有同樣的功能，不過更結(jié)實，且能循環(huán)使用?！赌印芬粫?，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，指出除了在城內(nèi)要儲存外，在地道的進出口和門戶都應設置，以防止敵人偷襲。與鐵蒺藜相似的還有鐵菱角，主要是部署在水較淺的壕溝，或是近城的溪流塘陂，以防止敵軍涉渡。 鹿角木是狀似鹿角的木料障礙物，分為樹枝類與樹干類兩種，長達數(shù)尺，其中一端插入土中一尺多，其目的也主要是用于阻擋騎兵，有點像近現(xiàn)代戰(zhàn)爭中布防常用的鐵絲網(wǎng)。這種阻滯裝備發(fā)明于漢代，三國時期魏軍曾大量運用于守城。用來遲滯敵軍騎兵的行動還有陷馬坑，一般設置在敵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門的內(nèi)外兩側(cè)，呈巨字形或亞字形排列，坑中底部布滿削尖并用火烤過的鹿角槍和竹簽，坑上以芻草或種草苗覆蓋，藉以欺敵。另外，還有一種稱為機橋的陷阱裝置，主要是部署在壕溝上，平時與正常的便橋無異，但當有敵軍攻城時，則可將栝木取下，敵軍一踐踏橋面，橋就立刻翻覆。 另一類是防守武器。如果說上述阻滯設施只是守城的第一道防線，那么第二道防線，也是最重要的防線自然是對付像螞蟻一樣密密麻麻攀爬攻城（即墨子所云的蛾傅，或?qū)O子云的蟻附）的城頭防守。其中應用最早也最多的防守武器應該是檑具。早在《周禮·秋官·職金》疏中就有“雷，守城捍御之具”的相關記載。 擂具是在一根巨大的木柱上釘上尖銳的逆須釘，然后通過重力投擲產(chǎn)生殺傷力的防守武器。除了木檑，還有磚檑和泥檑，主要是在城中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的木檑替代品，殺傷力自然會大打折扣。因此到了宋代，古人又發(fā)明了可重復使用的回收型檑木，主要有車腳檑和夜叉檑兩種。車腳檑是自城上立一個絞車，然后以車輪作為檑具，投擲后再以絞車收回。而夜叉檑（又稱留客住）的設計又要巧妙許多，在檑木的兩端裝有輪子，雖然同樣依靠城上的絞車施放，但因為極大地減少了逆須釘和城墻摩擦時的阻力，回收速度加快，自然作戰(zhàn)效率要提高許多。 與擂具功能相類似的還有一種稱作“狼牙拍”的防守武器。根據(jù)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記載，狼牙拍是在一塊長五尺（1.57米）、寬四尺五寸（1.41米）、厚三寸（0.09米）的榆木板上釘滿長五寸、重六兩的狼牙鐵釘二千二百個，四面各裝上一刀刃，以加強殺傷力。敵軍攻城時，守城士兵用兩組繩子將拍面舉起與城墻垂直，待到敵軍攀爬到拍面下方時，突然放下，以產(chǎn)生最致命的殺傷力。而針對敵軍攻城用的轒辒（又稱木驢車，四輪車上立木架，蒙以牛皮,下可容10人，猶如古代木制裝甲車），守城士兵則會用一種稱為鐵撞木的武器進行破壞。鐵撞木是木身鐵首，鐵首由六個鐵鋒組成，每個鐵鋒長一尺（約30厘米），狀似一顆大狼牙鐵釘。通過巨大的撞擊力，破壞攻城車輛的頂部，然后再投擲以火箭，燃燒破壞。 針對攻城士兵的還有一款頗有意思的進攻型防守武器，即所謂的“飛鉤”，又名“鐵鸮”。它是由一個鋒利的鐵鉤和一段長長的鐵鏈組成。因為攻城的敵軍士兵頭戴鐵盔，身穿鐵甲，往往行動不便，加上擔心矢石攻擊，不敢抬頭，所以守城軍士趁著機會，拋下飛鉤，鉤住盔甲，猶如釣魚一般，將敵軍半懸空中，任由守城一方痛擊。 此外，守城士兵還擁有其他種類繁多的單兵作戰(zhàn)武器，如拐突槍、抓槍、拐刃槍、叉竿等?？紤]到守城戰(zhàn)的特殊性，這些守城武器與野戰(zhàn)武器大為不同，最鮮明的特點就是長，一般都在七八米左右。有些武器還需要特別設計，譬如一種叫剉子斧的武器，和一般“直柄直刀”的斧頭不同，而是采用“直柄橫刀”的方式，主要是用于鉤刺攻城人或鏟砍攀城人之手。而單兵使用的防御盾牌也有所不同，一般有木立牌和竹立牌之分，兩者型制相近，都是又高又大，并附有拐子（支撐架），以便士兵騰出手來，在盾牌后發(fā)起攻擊。與木立牌相比，竹立牌的防御力更佳，它是將厚竹條用牛皮條編綴而成，甚至整個盾牌都會覆上牛皮，特別堅固，在有敵情顧慮下，士兵巡視城墻或駐扎戰(zhàn)棚時，可以用它來防御火炮火箭的襲擊。除卻這些制式裝備外，石灰、沙子、火油，甚至開水也都是必備的防守類攻擊武器，雖然殺傷力有限，但也能起到煙幕彈、燃燒彈，甚至毒氣彈的效力，以達到擾亂敵軍、掩護進攻的作用。 再一類是防護設施。因為攻城的軍隊除卻采用人海攻勢外，往往還會采用三種方式輔助進攻：一是石攻，二是火攻，三是土攻。石砲車是攻城的重型武器，對城墻有著巨大的破壞力，針對此，守城部隊往往采用一種被稱作“累答”的防護用具。累答是由粗麻繩緊密編成細密的軟簾，表面涂泥漿層防火，然后懸掛于城樓、女墻、望樓外面，以防護墻垛，使其免為飛石所破。 攻城部隊也常常利用砲車往城里投擲燃燒彈，因此城墻上的防火措施也非常重要。墨子就特別強調(diào)這一點，不厭其煩地強調(diào)“涂泥防火”和“多備水具”。大概他那個時代地下水淺（地下三尺即見水），容易打的緣故，他甚至要求每一百步挖一口井，以備之需。到了宋代，城墻消防主要采用水袋的形式。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要求一座城門必須配置兩具水袋。水袋系用牛馬雜畜的皮毛制成，一般可以貯水三四石，出水口是一根中間打通，長約一丈的粗徑竹竿，權(quán)當消防水管。另外，當時還發(fā)明了一種能將水推壓噴灑的唧筒，遇到城上的城樓或戰(zhàn)棚失火，以三至五人為一組，立刻提起水袋灌救，頗有效率。如果敵軍在城下起火，則用一種用豬或牛的胞衣特制的水囊，投擲火中，囊破水出。如果是遇到油性的燃燒物，守軍還會采用一種大型的麻搭（類似現(xiàn)代拖把）沾泥漿來滅火。 而攻城部隊最慣用的伎倆，則是挖掘地道攻城，往往令守城部隊防不勝防。不過，早在墨子時代，已經(jīng)找到相應的破解之法。其具體方法是在城內(nèi)的各方先掘好深二丈（6.26米）的洞穴，然后選擇耳力好的軍士待在洞中，然后取一個新的甕蓋在洞頂，只要敵人在數(shù)百步（一步相當于1.57米）之內(nèi)活動，洞中的軍士就可以藉由聲音來判斷敵軍的方位，然后再利用風扇車迅速地將毒藥、濃煙或石灰粉吹向敵軍方向。同時也可以在敵方地道方向預鑿地道，兩旁橫向鑿洞，隱藏伏兵，然后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將地洞中的敵軍一一殺死。 當然，在實際戰(zhàn)爭中，無論軍力，還是士氣，攻城一方往往處于強勢主動地位，守城一方必須因敵設防，機動靈活地將“守城術”加以創(chuàng)造性地運用，遇賊殺賊，見招拆招，方能取得守方的勝利。 發(fā)生在西魏大統(tǒng)十二年(546)的玉壁之戰(zhàn)，便是經(jīng)典的防守案例。當時，東魏丞相高歡領重兵進攻西魏的玉壁城，晝夜不停，守城將領韋孝寬則隨機應變，竭力抗御。東魏軍先是在城南筑土山，欲居高臨下攻城，而韋孝寬則針鋒相對地加高城樓，并始終高于敵軍土山，同時多備戰(zhàn)具，展開積極防御，終使東魏軍不能得逞，氣得東魏統(tǒng)帥高歡大叫：“縱爾縛樓至天，我會穿城取爾?！? 遂后他改變攻城戰(zhàn)術，采用“孤虛法”，一邊集中兵力攻擊北城，晝夜不息，一邊在城南秘密挖掘10條地道。韋孝寬得知情報后，便命令守城兵士挖掘長溝，切斷東魏軍的地道，并派兵駐守，待東魏軍挖至深溝時，順手將其一一擒殺。此外，他還在溝外堆積木柴，備好火種，發(fā)現(xiàn)東魏軍在地道中潛伏，便將木柴塞進地道，投火燃燒，并借助牛皮囊鼓風，烈火濃煙，把地道中的東魏士卒燒得是焦頭爛額，慘不忍睹。高歡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。他命人制造“攻車”，撞擊城墻，所到之處，莫不摧毀。韋孝寬見狀，采用以弱克剛的辦法，命人用布匹做成帳幔，然后隨其所向張開，攻車撞之，布受力懸空，沖擊力頓時消解干凈，城墻絲毫無損。 韋孝寬是一名聰明的將軍，可高歡也非等閑之輩。他命東魏軍把干燥的松枝、麻稈綁到長桿上，灌以膏油燃火，去焚燒帳幔，企圖連玉壁城樓一起焚毀。韋孝寬則隨機應變，命軍士把銳利的鉤刀綁到長桿上，等火桿攻擊時，即舉起鉤刀割之，把正點燃的松枝、麻稈全部割掉。屢戰(zhàn)屢敗的高歡也毫不氣餒，又轉(zhuǎn)用地道法，命攻城士兵在城四周挖掘地道20條，用木柱支撐，然后以油灌柱，放火燒斷木柱，使城墻崩塌。但韋孝寬早有準備，城墻崩塌處又及時用柵欄堵住，使東魏軍無法攻入城內(nèi)。高歡率兵攻城50天，士卒傷亡7萬人，精疲力竭，用盡心機，仍未攻克，只好恨恨撤軍。 其實，守城的辦法，如果只有“見招拆招”還是遠遠不夠的，畢竟這仍然在消極防御的范疇。守城術的至高境界，就是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膽大心細地采用“非常規(guī)”的辦法。譬如唐時李光弼率領的“太原保衛(wèi)戰(zhàn)”，其中采用的一些“土行孫”的手段，實在令人嘆為觀止。一般來講，挖地道都是攻城一方的行為，李光弼卻不以為然。他派人主動挖掘地道，通至城外，然后待叛軍在城外叫罵挑戰(zhàn)時，派唐軍冷不防地將其拖入地道，然后拉至城上斬首。從此嚇得叛軍膽戰(zhàn)心驚，走路時都要低頭看地。而當叛軍用云梯和筑土山的方法攻城時，李光弼又逆向思維，命唐軍在城下事先挖好地道，使叛軍靠近城墻時，陡然塌陷，反將其統(tǒng)統(tǒng)活埋。不知何故，李光弼特別偏愛“地道戰(zhàn)”，并將這種戰(zhàn)爭藝術演繹到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。最令人叫絕的一次，他先是以詐降手段，與叛軍約期出城投降，然后暗地派人挖掘地道直至叛軍軍營之下，先以撐木支頂。到了約定之日，李光弼派部將率數(shù)千人出城偽降，叛軍不知有詐，正在調(diào)動出營時，突然營中地陷，死千余人，頓時一片慌亂。唐軍乘機擂鼓吶喊，猛烈沖擊，殲滅叛軍萬余名。大概也正是這種神出鬼沒、沒有“章法”的守城術，徹底讓叛軍崩潰，并最終取得了輝煌的勝利。
古代三弓床弩結(jié)構(gòu)圖 三、古代城防的重型武器 在守城戰(zhàn)中，作為遠射武器，除卻一般意義上的弓和弩外，還有一些特殊的重型武器，不能不提。一種是巨型床弩。這種床弩為增加發(fā)射的力道，都是以復合弓來提供足夠的彈力。這些床弩的發(fā)射機制和個人型所使用的弩機不同，一般是以槌子來敲移“牙發(fā)”，使弦脫離，進而帶動弩箭。床弩一次發(fā)射數(shù)十箭，對于敵人的密集攻擊具有很大的傷害力。中國古代城池基本都設有弩臺，便是放置這種大型弩機用的。宋代時常用的三弓床子弩，張時需用士兵數(shù)十人架床，最遠可及三百步。 另一種便是炮車。火藥發(fā)明之前，所謂的“炮車”指的是投石車?！段浣?jīng)總要》曾提到：“凡炮，軍中之利器也，攻守師行皆用之?！蓖妒鞯脑砗芎唵?，通過杠桿的作用，一邊置放炮石，一邊是由多條拽索組成，運行時，通過多個士兵抓住拽索，一起猛然發(fā)力，將另一端的炮石反彈出去。這些炮中大多數(shù)都以“梢”的數(shù)量作為名稱?！吧摇笔侵概跅U的組成結(jié)構(gòu)，若為一支炮桿則稱為單梢炮，五支則稱為五梢炮。復合組成的炮桿彈力較佳，容易將炮石投擲更遠處。單梢炮炮石一般有兩斤重，需要40名拽手拉動，可拋至50至80步（78.25~125.2米）遠。 后來陸續(xù)出現(xiàn)的炮身愈來愈大，性能也愈來愈佳。譬如七梢炮的炮石達90斤重，需要２５０名拽手，最遠射程可達90步(140.85米)。不過，這個射程的數(shù)據(jù)有些存疑，以單梢炮射程為例，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提到是50~80步，但在《襄陽守城錄》的實戰(zhàn)記錄中，卻可以達到250步（391.25米），相差三至五倍之多。也許是技術改進或者別的什么緣故吧。不管如何，在冷兵器時代，這種石炮的威力已經(jīng)相當可觀了。在釣魚城保衛(wèi)戰(zhàn)中，宋軍的多梢炮曾經(jīng)讓仰攻的蒙古軍吃了不少苦頭，大汗蒙哥就是被石炮砸死的。不過，按明朝正德《四川志·釣魚城記》的記載，言其是“中炮風而死”的。所謂炮風，大約是受到炮擊的震動，跌倒中風后死亡。如果真是如此，可以想見此炮發(fā)射時是何等驚天動地。 這種石炮是冷兵器時代最具有威力的守城裝備，同時也是最具殺傷力的攻城武器。在靖康年間的第二次東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時，安放在封丘門外的數(shù)百座大炮來不及撤進城內(nèi)，“遂為金人所得”，成為他們攻城之具。可以說，靖康之難的最大轉(zhuǎn)折點，便是這些“超級武器”的易手，防攻力量旋及產(chǎn)生了扭轉(zhuǎn)，東京城破已是不可避免。 炮石車的巨大威力也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，特別是面對中原高大堅固的城防時，蒙古人逐漸意識到，只有“超級巨炮”才能撼動所謂的“金城湯池”。于是，在圍困襄陽城，面對久攻不破的尷尬局面時，蒙古人從西域引進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機（俗稱“回回炮”）。此炮發(fā)射的炮彈重達１５０斤，大炮發(fā)射時，“震天動地，所到之處，皆為齏粉”。這種可怕的大炮，讓堅守五年的襄陽軍民守城意志迅速崩潰，久攻不克的堅城迅速落入蒙古手中。此后，這種被稱作“襄陽炮”的重型武器，遂成為蒙古人在歐洲、中亞等各地攻城略地的必備利器。 隨著火藥的發(fā)明，特別是其在戰(zhàn)爭中的廣泛使用，火炮的發(fā)展日新月異，城池防守理念也發(fā)生了巨大的改變。大型火炮愈來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。無論攻守哪一方面，誰的火器占據(jù)優(yōu)勢，誰便掌握了戰(zhàn)場的主動權(quán)。譬如在明末的寧遠保衛(wèi)戰(zhàn)中，明軍城上的十一門紅夷大炮便立下了汗馬功勞。紅夷大炮質(zhì)地上乘，在寧遠三日血戰(zhàn)中，不停地向城下轟擊，周而不停，每炮打出，死傷無算，殺傷數(shù)里，終于止住滿人的瘋狂進攻，轉(zhuǎn)危為安。 那么，當戰(zhàn)爭發(fā)展當火炮唱主角時，特別是攻城一方火力強大，占據(jù)炮火優(yōu)勢時，守方是否就必敗無疑呢？其實也不盡然。以1653年海澄之戰(zhàn)為例，當時清軍數(shù)百門大小銃炮不分晝夜地發(fā)射，轟向鄭軍的陣地。鄭成功便命令將士挖地窖藏身，待敵人登城時，再鉆出地窖繼續(xù)作戰(zhàn)，并最終取得守城的勝利。這一戰(zhàn)役中，鄭軍所挖的地窖，相當于近代戰(zhàn)場所常見的散兵坑或掩體。在后來清軍的大小金川戰(zhàn)役時，藏軍方面也是采用這種挖土坑的辦法，消解了清軍的火力優(yōu)勢。戰(zhàn)后清軍大將阿桂在《平定兩金川方略》中感嘆道“所掘地窖堅厚深曲，竟同鼠穴，炮子實有不同直透之處”?？磥恚袝r候土辦法反而是最有效的辦法。 20世紀60年代，針對美蘇核襲擊的威脅，按照 “深挖洞，廣積糧，不稱霸”的戰(zhàn)備工作指導方針，全國上下掀起了大規(guī)模修筑國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的高潮?！吧钔诙础彪m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可從城市人防的角度來看，卻是科學、合理的辦法，當然，這都是題外話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隨著火器的大量運用，冷兵器時代已經(jīng)不開避免要拉上維幕時，中國卻依然固守，并癡迷于冷兵器時代的城防。城墻的規(guī)制和建設，依然與兩千多年前并無二致。而那時西方國家的家和軍事家，已經(jīng)敏銳意識到在火炮時代，城池堡壘的傳統(tǒng)防衛(wèi)手段已經(jīng)毫無意義，于是紛紛降低城墻高度，甚至完全拆解，以便把火炮效力發(fā)揮到極致，并專心發(fā)展火器，積極研究新的軍事防御理論。 然而，發(fā)明了火藥的中國人，卻在一個軍事的高峰期突然止步不前，轉(zhuǎn)而在高高大大的城墻里，尋求他們的安全感。如果說他們不注意火炮的運用也不對。以清末北京城的城防為例，僅正陽門上就架有大城炮八門、制勝炮三門、神威炮九門、鐵心銅炮四門、神機神樞炮一百零九門。更何況，北京的每座城樓前都有立有雄偉的箭樓，以及氣勢恢宏的甕城，而且全部城墻由青磚砌成，高大堅固。如果說當時的北京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堡壘，一點也不為過?？墒?，1900年8月14日，僅由18000余名士兵組成的八國聯(lián)軍，用了一天的時間便輕而易舉地攻下了北京城。我們且不評論當時清廷的無能和軟弱，僅是從純粹的軍事防御角度分析，這座城也丟得太過莫名其妙。當時守衛(wèi)北京的清軍和義和團拳民達40萬之多，而且火器配備也絲毫不差。當時在城內(nèi)的法國大主教樊國梁在日記里寫道：“街上防壘甚多，皆以米袋為之。除拳匪及屋內(nèi)官兵不計外，街上駐守之官兵其數(shù)至少也達一千五百，皆持快槍。”當時有一位目擊的美國人也說“中國槍彈亦甚猛烈”。而在聯(lián)軍沖開天安門，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門進攻時，也曾“遭到城墻上、城樓上猛烈火力的攻擊”。然而中國人的火槍再猛烈，也好像放鞭炮似的，熱鬧過后，人跑了，城丟了。據(jù)戰(zhàn)后統(tǒng)計，八國聯(lián)軍攻陷北京，聯(lián)軍傷亡400余人，清軍戰(zhàn)死640人。這樣的低傷亡率，自然令聯(lián)軍分外慶幸?？蓪χ袊硕阅?？難道40萬大軍，只有區(qū)區(qū)600余名忠魂嗎？最先攻入北京城的美軍第１４步兵團的某連隊也便被“美譽”為“悠閑連隊”（Easy Company），是啊，so easy！ 15年后，已經(jīng)是民國的時代，為了改善內(nèi)外城交通，民國拆掉了正陽門的甕城，改建了正陽門箭樓，并特地委托德國人羅斯克·卡爾設計，添建了水泥護欄和箭窗的弧形遮檐，另外還在月墻斷面上增加了西洋圖案花飾。 這是精彩的一筆，也是意味深長的一筆。漂亮雄偉的箭樓既然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，那就不妨放下架子，甘心變作一座城市的裝飾品。
明代天順三年襄陽城池圖 一、古代城池的建筑特點 中國早期的城池，絕大多數(shù)是土筑，到了明代以后，各地的城墻才開始大規(guī)模包磚。因此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絕大多數(shù)時間里，城池都是一副黃禿禿的模樣。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，我們的先民已經(jīng)掌握了版筑的技術。所謂版筑，就是筑墻時用兩塊木板（版）相夾，兩板之間的寬度等于墻的厚度，板外用木柱支撐住，然后在兩板之間填滿泥土，用杵筑（搗）緊，筑畢拆去木板木柱，即成一堵墻。 到了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，版筑的技術更是大大提高，普遍采用懸版夯筑法，即用木棍穿過兩側(cè)夾板，以繩索固定取直，中間填土夯實，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“其繩則直，縮版以載”，說的便是這種方法。用這種版筑技術筑成的城墻，比以往更結(jié)實，因此可以取消舊法中兩側(cè)的護城坡，從而增加城墻的攀爬難度。當時有的城墻還采用土坯（單塊土坯尺寸約為1米×0.4米×0.2米）壘砌，上下交錯疊壓，以此提高墻體的密度和強度。 自春秋以降，中國城池一直采用這種樸素的土筑辦法，近兩千年過后，大名鼎鼎的元大都（北京）城墻，依然是由夯土筑成。這種土筑的城墻，樣子不太好看，而且不太結(jié)實，特別是一下雨就會因雨水淋蝕而損壞。當然也有例外，譬如東晉十六國時夏國赫連勃勃大單于（407~425年在位）修建的統(tǒng)萬城，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跡。統(tǒng)萬城采用“蒸土筑城”法，即把糯米汁、白粉土、沙子和熟石灰摻和在一起夯筑而成，雖為土城，但具有石頭一樣堅硬的質(zhì)地和抗毀力。傳說負責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將軍要求非常嚴格，近乎殘酷，修建好的城墻，他命人以鐵錐檢驗，凡錐入一寸者，便立刻將工匠殺死，填尸于墻內(nèi)。在這種瘋狂的高壓政策下，歷時六年修建而成的統(tǒng)萬城，建筑質(zhì)量奇好，“其堅可以礪刀斧”，完全可以和現(xiàn)代水泥相媲美。 當然，這只是特別的個例，大多數(shù)的土城墻，為保證牢固度和強度，只能往高、大、厚上靠攏。譬如兩千多年前齊國的都城臨淄，城墻寬度就達20米，楚國都城郢的墻厚也有14米之多。在冷兵器時代，這樣的厚度，其抗擊打能力，足以令人放心。此外，為保險起見，在高大厚實的城墻外，與城墻平行的還有人工挖掘的寬深壕塹（也可以引注河水，成為護城河）。大的都城，城外環(huán)周的護溝壕，通常寬度達到30米，深度也在4~5米。 不過，土城也有土城的好處，那就是容易修補。譬如當安史之亂，李光弼鎮(zhèn)守太原時，叛將史思明的大軍將至，如果要對方圓40里的太原城進行加固肯定是來不及的，于是一邊率領軍民在城外挖掘壕溝，一邊命人將挖掘的壕土做成幾十萬個土磚坯，命令用土坯修筑營壘，哪里被破壞，就用土坯補上。 從軍事防御的角度看，中國古代城池的構(gòu)筑，可謂布局精妙，機關重重。在高大的城墻頂部，筑于外側(cè)的有連續(xù)凹凸的齒形矮墻，稱作雉堞，又稱垛墻，上有垛口，可射箭和瞭望，下部有通風孔，用來保護墻體。內(nèi)側(cè)矮墻稱為女墻，又叫“睥睨”，一般比垛口低，起護欄作用，防止士兵往來行走時跌下。此外，城墻內(nèi)部也都修有環(huán)城馬路和登城道。 城墻每座城門的正，都建有城樓，這是城墻頂上精致美觀的高層建筑，平日登高瞭望，戰(zhàn)時主將坐鎮(zhèn)指揮，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設施。而在高大的墻體外側(cè)，每隔一定距離，還會有凸出于墻體外側(cè)的一段，這就是馬面(又稱敵臺、墩臺、墻臺)。馬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兩種，因外觀狹長如馬面而得名。馬面的使用是為了與城墻互為作用，消除城下死角，自上而下從三面攻擊敵人。它的一般寬度為12～20米，凸出墻體外表面8～12米，間距為20～250米（一般為70米)。這符合宋·陳規(guī)《守城錄·守城機要》中的記載：“馬面，舊制六十步立一座，跳出城外，不減二丈，闊狹隨地利不定，兩邊直覷城角，其上皆有樓子。”在使用冷兵器的時代，這個距離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內(nèi)。
明代萬歷四十五年襄陽城池圖 為了增強馬面的防御和戰(zhàn)爭能力，在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敵樓，可以屯兵和瞭望，又可以儲藏武器，使城墻的防御性能發(fā)揮到最高點。戰(zhàn)時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點，觀望敵人，觀察敵情，防止敵人迂回城下攻城；又可以憑借敵樓從正面及左右兩樓間三個方面的交叉火力，狙擊敵人，隨時點線相連，編織嚴密的高空火力網(wǎng)，是城墻防御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另外，城墻四角的角臺，各建樓櫓一座，名為角樓。角樓的朝向與大墻呈135度角，樓的高度、體量介于城樓與敵樓之間，主要用以彌補守城死角即城墻拐角處的防御薄弱環(huán)節(jié)，從而增強整座城墻的防御能力。戰(zhàn)時，角樓內(nèi)的守御者居高臨下，視野廣闊，可監(jiān)控和痛擊來自多種角度的進犯之敵。 從軍事進攻的角度看，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環(huán)節(jié)，自然是城門。因此城池的設計者自然會對其加大保護力度，強化其防御能力。規(guī)模小一點的城池，一般是設置懸門或吊橋，而大一些的城池，則要設置甕城。甕城是建在城門外的小城 ，又叫月城，是專為保衛(wèi)城門而設的小城。《武經(jīng)總要前集·守城》記載：“其城外甕城，或圓或方。視地形為之，高厚與城等，惟偏開一門，左右各隨其便?！?即便敵軍攻破了甕城城門，還有主城門防御，由于甕城內(nèi)地方狹窄不易于展開大規(guī)模兵力進攻，延緩了敵軍的進攻速度，而城墻頂部的守軍則可居高臨下四面射擊，給敵人以致命打擊，正所謂關門打狗、甕中捉鱉。《詩經(jīng)·鄭風·出其東門》云：“出其闉阇，有女如荼?！薄伴炾^”，指的便是甕城?？梢娫缭诖呵飼r期，城池的城防技術已經(jīng)達到相當完善的地步。由城墻、城樓、護城河、馬面、敵樓、角樓、甕城等組成的立體城防格局，基本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即已成熟定型，并一直持續(xù)到明清時代。 今天，我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看到的正陽門，可以依稀一睹當年冷兵器時代城墻的雄偉風采。正陽門是老北京“京師九門”之一。它集正陽門城樓、正陽門箭樓與正陽門甕城為一體，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體系。明朝正統(tǒng)四年（1439），為了加強京師的防御能力，在京師各城門外添建箭樓，正陽門箭樓也是此時建成。在城樓與箭樓之間原有一座巨大的甕城，南北長108米，東西寬88.6米，甕城四向各辟一門，均為拱券式門洞。正陽門城樓通高43.65米，正陽門箭樓通高35.37米，均是中國乃至世界“城門”中最為高大雄偉的城樓和箭樓。 一座城池的防御體系強大與否，除卻城池的本身建設因素外，當然也與城址的地理選擇有著極其緊密的關系。中國古代城池的選址，歷來講究“風水”，拋開迷信的說辭不談，借天時地利之便，依山傍水，求取兵法上所說的“城有不可攻”的優(yōu)越守勢，自然會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態(tài)勢之下，這一點尤為重要。在古代戰(zhàn)爭史上，以宋元時期發(fā)生的兩座城市保衛(wèi)戰(zhàn)為例，頗能說明問題。 一個是釣魚城。南宋晚期，宋蒙（元）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余玠為抵御蒙古軍隊的進犯，采納播州(今貴州遵義)人冉琎、冉璞兄弟“擇險、任人、積粟、駐兵、徙城”的建議，于淳祐三年（1243）在釣魚山筑城，徙合州及石照縣治其上，屯兵積糧，控扼三江，以為重慶屏障。釣魚城依山為壘，山便是城，城就是山，宛如金城湯池。它不但有構(gòu)筑在陡峭山巖上的內(nèi)外兩道防線，而且還有縱向延伸的水軍碼頭，以暗道出口、一字城墻相連接的給養(yǎng)補給通道，和天池泉井、水洞門為代表的給排水系統(tǒng)。在城中的兩級臺地上，還有良田沃土，豁然千畝。糧草充足、水源無憂，加上指揮得法、抵抗有力，使得蒙古大軍縱是驍勇無比，也只能望城興嘆，束手無策。在攻打釣魚城的戰(zhàn)斗中，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飛丸擊中，命喪黃泉。蒙哥汗戰(zhàn)死之后，進軍鄂州(今湖北武昌)的蒙哥之弟忽必烈和進攻漳州(今湖南長沙)的塔察兒，以及占領了大馬士革正在與古埃及馬木路克王朝軍隊作戰(zhàn)的旭烈兀，為爭奪汗位而匆忙班師，蒙古貴族集團遂即開始了長期的內(nèi)部爭戰(zhàn)。釣魚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，赫然豎立了“延續(xù)宋祚、緩解歐亞戰(zhàn)禍、阻止蒙古向非洲擴張”的不朽豐碑！當時，釣魚城就以“東方的麥迦城”、“上帝折鞭處”的威名震驚了中外。如果說蒙哥汗命喪釣魚城，還有偶然的巧合因素，那么釣魚城軍民一心，僅憑一座小小的石頭城，堅持抵抗蒙元達36年之久的光榮歷程，自然不能用“幸運”二字簡單地加以概括。除卻“人”的因素外，城的獨特地理位置和以此為基礎的山城防御體系，其功也莫大焉。 另一個則是襄陽城。襄陽城和毗鄰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邊界，坐落在漢水兩岸，二城隔水相望，漢水在更南部的武昌匯入長江。其重要性在于其獨特的戰(zhàn)略地位:它們是進入長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壘，守護著通往長江中游江漢平原、東南和西部地區(qū)的交通要道。奪取這兩座城鎮(zhèn)將為蒙古人提供一個基地，可對南部其他地區(qū)發(fā)起攻擊。也正是由于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南宋軍隊在襄陽依據(jù)有利地形，設立了“堅固的城堡、堅實的城墻和很深的護城河”的堅固防御工事，嚴陣以待。蒙古人在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后，歷經(jīng)五年的圍困，才最終拔掉了這根眼中釘、心頭刺。南宋襄陽守軍能夠堅持這樣漫長時間的抵抗，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也在于城防的特殊地理位置。 對于席卷歐亞非三大洲，幾乎戰(zhàn)無不勝的蒙古軍隊而言，卻在南宋城池的強大防御力量下屢屢碰壁，甚至賠上了一位大汗，教訓和刺激不可謂不深。此也使得蒙古人對于城池，特別是最后歸順的南方城池，有著一種特別的反感。元世祖忽必烈，也就是蒙哥汗的弟弟，在征服南宋后不久，就“命有司隳沿淮城壘”，開始有計劃地拆毀淮河流域、長江中游、長江上游地區(qū)城市的城墻。只有少數(shù)城市因為各種特殊原因而獲免，如江西的隆興城由于濱西江，基于防洪的需要，城墻得以“姑存之”。元代陳大震纂修《大德南海志》卷八《城壕》云：“有州郡則有城池，所以捍御外侮也?！毂舷?，平夷城壁，樓櫓雉堞一切蕩除。以后因之，不復修治?！睔У暨€不讓重修，可見毀城的目的不僅僅是泄憤，而是希望一勞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區(qū)的防御能力。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，由于義軍揭竿而起，四處攻掠，各地形勢危急。由于沒有城墻，這些城市很難抵御反抗軍的進攻，隨著攻守形勢的轉(zhuǎn)化，元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墻，開始了另一輪的歷史重復。 二、古代城防的防護器械 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云：“守城之道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也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攻也。”也就說，周密部署，積極防御，方是王道。好在中國古人善于總結(jié)和積累經(jīng)驗，寫出了許多流傳后世的城防“操作寶典”，并漸漸形成一套成熟的“制式”裝備系統(tǒng)。 一類是阻滯實施。護城壕外，一般設有三四道人工障礙，主要有蒺蔾、鹿角木、陷馬坑、拒馬槍等，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敵軍，特別是騎兵部隊近前。 蒺蔾有木蒺蔾和鐵蒺蔾之分。木蒺蔾是一種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果實外殼有堅硬的刺，古時作戰(zhàn)常常就地取材，將它收集后灑于敵軍必經(jīng)之路，用以刺傷敵軍人馬腳部。鐵蒺蔾自然是人工打造的“仿生”武器，具有同樣的功能，不過更結(jié)實，且能循環(huán)使用?！赌印芬粫?，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，指出除了在城內(nèi)要儲存外，在地道的進出口和門戶都應設置，以防止敵人偷襲。與鐵蒺藜相似的還有鐵菱角，主要是部署在水較淺的壕溝，或是近城的溪流塘陂，以防止敵軍涉渡。 鹿角木是狀似鹿角的木料障礙物，分為樹枝類與樹干類兩種，長達數(shù)尺，其中一端插入土中一尺多，其目的也主要是用于阻擋騎兵，有點像近現(xiàn)代戰(zhàn)爭中布防常用的鐵絲網(wǎng)。這種阻滯裝備發(fā)明于漢代，三國時期魏軍曾大量運用于守城。用來遲滯敵軍騎兵的行動還有陷馬坑，一般設置在敵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門的內(nèi)外兩側(cè)，呈巨字形或亞字形排列，坑中底部布滿削尖并用火烤過的鹿角槍和竹簽，坑上以芻草或種草苗覆蓋，藉以欺敵。另外，還有一種稱為機橋的陷阱裝置，主要是部署在壕溝上，平時與正常的便橋無異，但當有敵軍攻城時，則可將栝木取下，敵軍一踐踏橋面，橋就立刻翻覆。 另一類是防守武器。如果說上述阻滯設施只是守城的第一道防線，那么第二道防線，也是最重要的防線自然是對付像螞蟻一樣密密麻麻攀爬攻城（即墨子所云的蛾傅，或?qū)O子云的蟻附）的城頭防守。其中應用最早也最多的防守武器應該是檑具。早在《周禮·秋官·職金》疏中就有“雷，守城捍御之具”的相關記載。 擂具是在一根巨大的木柱上釘上尖銳的逆須釘，然后通過重力投擲產(chǎn)生殺傷力的防守武器。除了木檑，還有磚檑和泥檑，主要是在城中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的木檑替代品，殺傷力自然會大打折扣。因此到了宋代，古人又發(fā)明了可重復使用的回收型檑木，主要有車腳檑和夜叉檑兩種。車腳檑是自城上立一個絞車，然后以車輪作為檑具，投擲后再以絞車收回。而夜叉檑（又稱留客住）的設計又要巧妙許多，在檑木的兩端裝有輪子，雖然同樣依靠城上的絞車施放，但因為極大地減少了逆須釘和城墻摩擦時的阻力，回收速度加快，自然作戰(zhàn)效率要提高許多。 與擂具功能相類似的還有一種稱作“狼牙拍”的防守武器。根據(jù)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記載，狼牙拍是在一塊長五尺（1.57米）、寬四尺五寸（1.41米）、厚三寸（0.09米）的榆木板上釘滿長五寸、重六兩的狼牙鐵釘二千二百個，四面各裝上一刀刃，以加強殺傷力。敵軍攻城時，守城士兵用兩組繩子將拍面舉起與城墻垂直，待到敵軍攀爬到拍面下方時，突然放下，以產(chǎn)生最致命的殺傷力。而針對敵軍攻城用的轒辒（又稱木驢車，四輪車上立木架，蒙以牛皮,下可容10人，猶如古代木制裝甲車），守城士兵則會用一種稱為鐵撞木的武器進行破壞。鐵撞木是木身鐵首，鐵首由六個鐵鋒組成，每個鐵鋒長一尺（約30厘米），狀似一顆大狼牙鐵釘。通過巨大的撞擊力，破壞攻城車輛的頂部，然后再投擲以火箭，燃燒破壞。 針對攻城士兵的還有一款頗有意思的進攻型防守武器，即所謂的“飛鉤”，又名“鐵鸮”。它是由一個鋒利的鐵鉤和一段長長的鐵鏈組成。因為攻城的敵軍士兵頭戴鐵盔，身穿鐵甲，往往行動不便，加上擔心矢石攻擊，不敢抬頭，所以守城軍士趁著機會，拋下飛鉤，鉤住盔甲，猶如釣魚一般，將敵軍半懸空中，任由守城一方痛擊。 此外，守城士兵還擁有其他種類繁多的單兵作戰(zhàn)武器，如拐突槍、抓槍、拐刃槍、叉竿等?？紤]到守城戰(zhàn)的特殊性，這些守城武器與野戰(zhàn)武器大為不同，最鮮明的特點就是長，一般都在七八米左右。有些武器還需要特別設計，譬如一種叫剉子斧的武器，和一般“直柄直刀”的斧頭不同，而是采用“直柄橫刀”的方式，主要是用于鉤刺攻城人或鏟砍攀城人之手。而單兵使用的防御盾牌也有所不同，一般有木立牌和竹立牌之分，兩者型制相近，都是又高又大，并附有拐子（支撐架），以便士兵騰出手來，在盾牌后發(fā)起攻擊。與木立牌相比，竹立牌的防御力更佳，它是將厚竹條用牛皮條編綴而成，甚至整個盾牌都會覆上牛皮，特別堅固，在有敵情顧慮下，士兵巡視城墻或駐扎戰(zhàn)棚時，可以用它來防御火炮火箭的襲擊。除卻這些制式裝備外，石灰、沙子、火油，甚至開水也都是必備的防守類攻擊武器，雖然殺傷力有限，但也能起到煙幕彈、燃燒彈，甚至毒氣彈的效力，以達到擾亂敵軍、掩護進攻的作用。 再一類是防護設施。因為攻城的軍隊除卻采用人海攻勢外，往往還會采用三種方式輔助進攻：一是石攻，二是火攻，三是土攻。石砲車是攻城的重型武器，對城墻有著巨大的破壞力，針對此，守城部隊往往采用一種被稱作“累答”的防護用具。累答是由粗麻繩緊密編成細密的軟簾，表面涂泥漿層防火，然后懸掛于城樓、女墻、望樓外面，以防護墻垛，使其免為飛石所破。 攻城部隊也常常利用砲車往城里投擲燃燒彈，因此城墻上的防火措施也非常重要。墨子就特別強調(diào)這一點，不厭其煩地強調(diào)“涂泥防火”和“多備水具”。大概他那個時代地下水淺（地下三尺即見水），容易打的緣故，他甚至要求每一百步挖一口井，以備之需。到了宋代，城墻消防主要采用水袋的形式。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要求一座城門必須配置兩具水袋。水袋系用牛馬雜畜的皮毛制成，一般可以貯水三四石，出水口是一根中間打通，長約一丈的粗徑竹竿，權(quán)當消防水管。另外，當時還發(fā)明了一種能將水推壓噴灑的唧筒，遇到城上的城樓或戰(zhàn)棚失火，以三至五人為一組，立刻提起水袋灌救，頗有效率。如果敵軍在城下起火，則用一種用豬或牛的胞衣特制的水囊，投擲火中，囊破水出。如果是遇到油性的燃燒物，守軍還會采用一種大型的麻搭（類似現(xiàn)代拖把）沾泥漿來滅火。 而攻城部隊最慣用的伎倆，則是挖掘地道攻城，往往令守城部隊防不勝防。不過，早在墨子時代，已經(jīng)找到相應的破解之法。其具體方法是在城內(nèi)的各方先掘好深二丈（6.26米）的洞穴，然后選擇耳力好的軍士待在洞中，然后取一個新的甕蓋在洞頂，只要敵人在數(shù)百步（一步相當于1.57米）之內(nèi)活動，洞中的軍士就可以藉由聲音來判斷敵軍的方位，然后再利用風扇車迅速地將毒藥、濃煙或石灰粉吹向敵軍方向。同時也可以在敵方地道方向預鑿地道，兩旁橫向鑿洞，隱藏伏兵，然后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將地洞中的敵軍一一殺死。 當然，在實際戰(zhàn)爭中，無論軍力，還是士氣，攻城一方往往處于強勢主動地位，守城一方必須因敵設防，機動靈活地將“守城術”加以創(chuàng)造性地運用，遇賊殺賊，見招拆招，方能取得守方的勝利。 發(fā)生在西魏大統(tǒng)十二年(546)的玉壁之戰(zhàn)，便是經(jīng)典的防守案例。當時，東魏丞相高歡領重兵進攻西魏的玉壁城，晝夜不停，守城將領韋孝寬則隨機應變，竭力抗御。東魏軍先是在城南筑土山，欲居高臨下攻城，而韋孝寬則針鋒相對地加高城樓，并始終高于敵軍土山，同時多備戰(zhàn)具，展開積極防御，終使東魏軍不能得逞，氣得東魏統(tǒng)帥高歡大叫：“縱爾縛樓至天，我會穿城取爾?！? 遂后他改變攻城戰(zhàn)術，采用“孤虛法”，一邊集中兵力攻擊北城，晝夜不息，一邊在城南秘密挖掘10條地道。韋孝寬得知情報后，便命令守城兵士挖掘長溝，切斷東魏軍的地道，并派兵駐守，待東魏軍挖至深溝時，順手將其一一擒殺。此外，他還在溝外堆積木柴，備好火種，發(fā)現(xiàn)東魏軍在地道中潛伏，便將木柴塞進地道，投火燃燒，并借助牛皮囊鼓風，烈火濃煙，把地道中的東魏士卒燒得是焦頭爛額，慘不忍睹。高歡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。他命人制造“攻車”，撞擊城墻，所到之處，莫不摧毀。韋孝寬見狀，采用以弱克剛的辦法，命人用布匹做成帳幔，然后隨其所向張開，攻車撞之，布受力懸空，沖擊力頓時消解干凈，城墻絲毫無損。 韋孝寬是一名聰明的將軍，可高歡也非等閑之輩。他命東魏軍把干燥的松枝、麻稈綁到長桿上，灌以膏油燃火，去焚燒帳幔，企圖連玉壁城樓一起焚毀。韋孝寬則隨機應變，命軍士把銳利的鉤刀綁到長桿上，等火桿攻擊時，即舉起鉤刀割之，把正點燃的松枝、麻稈全部割掉。屢戰(zhàn)屢敗的高歡也毫不氣餒，又轉(zhuǎn)用地道法，命攻城士兵在城四周挖掘地道20條，用木柱支撐，然后以油灌柱，放火燒斷木柱，使城墻崩塌。但韋孝寬早有準備，城墻崩塌處又及時用柵欄堵住，使東魏軍無法攻入城內(nèi)。高歡率兵攻城50天，士卒傷亡7萬人，精疲力竭，用盡心機，仍未攻克，只好恨恨撤軍。 其實，守城的辦法，如果只有“見招拆招”還是遠遠不夠的，畢竟這仍然在消極防御的范疇。守城術的至高境界，就是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膽大心細地采用“非常規(guī)”的辦法。譬如唐時李光弼率領的“太原保衛(wèi)戰(zhàn)”，其中采用的一些“土行孫”的手段，實在令人嘆為觀止。一般來講，挖地道都是攻城一方的行為，李光弼卻不以為然。他派人主動挖掘地道，通至城外，然后待叛軍在城外叫罵挑戰(zhàn)時，派唐軍冷不防地將其拖入地道，然后拉至城上斬首。從此嚇得叛軍膽戰(zhàn)心驚，走路時都要低頭看地。而當叛軍用云梯和筑土山的方法攻城時，李光弼又逆向思維，命唐軍在城下事先挖好地道，使叛軍靠近城墻時，陡然塌陷，反將其統(tǒng)統(tǒng)活埋。不知何故，李光弼特別偏愛“地道戰(zhàn)”，并將這種戰(zhàn)爭藝術演繹到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。最令人叫絕的一次，他先是以詐降手段，與叛軍約期出城投降，然后暗地派人挖掘地道直至叛軍軍營之下，先以撐木支頂。到了約定之日，李光弼派部將率數(shù)千人出城偽降，叛軍不知有詐，正在調(diào)動出營時，突然營中地陷，死千余人，頓時一片慌亂。唐軍乘機擂鼓吶喊，猛烈沖擊，殲滅叛軍萬余名。大概也正是這種神出鬼沒、沒有“章法”的守城術，徹底讓叛軍崩潰，并最終取得了輝煌的勝利。
古代三弓床弩結(jié)構(gòu)圖 三、古代城防的重型武器 在守城戰(zhàn)中，作為遠射武器，除卻一般意義上的弓和弩外，還有一些特殊的重型武器，不能不提。一種是巨型床弩。這種床弩為增加發(fā)射的力道，都是以復合弓來提供足夠的彈力。這些床弩的發(fā)射機制和個人型所使用的弩機不同，一般是以槌子來敲移“牙發(fā)”，使弦脫離，進而帶動弩箭。床弩一次發(fā)射數(shù)十箭，對于敵人的密集攻擊具有很大的傷害力。中國古代城池基本都設有弩臺，便是放置這種大型弩機用的。宋代時常用的三弓床子弩，張時需用士兵數(shù)十人架床，最遠可及三百步。 另一種便是炮車。火藥發(fā)明之前，所謂的“炮車”指的是投石車?！段浣?jīng)總要》曾提到：“凡炮，軍中之利器也，攻守師行皆用之?！蓖妒鞯脑砗芎唵?，通過杠桿的作用，一邊置放炮石，一邊是由多條拽索組成，運行時，通過多個士兵抓住拽索，一起猛然發(fā)力，將另一端的炮石反彈出去。這些炮中大多數(shù)都以“梢”的數(shù)量作為名稱?！吧摇笔侵概跅U的組成結(jié)構(gòu)，若為一支炮桿則稱為單梢炮，五支則稱為五梢炮。復合組成的炮桿彈力較佳，容易將炮石投擲更遠處。單梢炮炮石一般有兩斤重，需要40名拽手拉動，可拋至50至80步（78.25~125.2米）遠。 后來陸續(xù)出現(xiàn)的炮身愈來愈大，性能也愈來愈佳。譬如七梢炮的炮石達90斤重，需要２５０名拽手，最遠射程可達90步(140.85米)。不過，這個射程的數(shù)據(jù)有些存疑，以單梢炮射程為例，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提到是50~80步，但在《襄陽守城錄》的實戰(zhàn)記錄中，卻可以達到250步（391.25米），相差三至五倍之多。也許是技術改進或者別的什么緣故吧。不管如何，在冷兵器時代，這種石炮的威力已經(jīng)相當可觀了。在釣魚城保衛(wèi)戰(zhàn)中，宋軍的多梢炮曾經(jīng)讓仰攻的蒙古軍吃了不少苦頭，大汗蒙哥就是被石炮砸死的。不過，按明朝正德《四川志·釣魚城記》的記載，言其是“中炮風而死”的。所謂炮風，大約是受到炮擊的震動，跌倒中風后死亡。如果真是如此，可以想見此炮發(fā)射時是何等驚天動地。 這種石炮是冷兵器時代最具有威力的守城裝備，同時也是最具殺傷力的攻城武器。在靖康年間的第二次東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時，安放在封丘門外的數(shù)百座大炮來不及撤進城內(nèi)，“遂為金人所得”，成為他們攻城之具。可以說，靖康之難的最大轉(zhuǎn)折點，便是這些“超級武器”的易手，防攻力量旋及產(chǎn)生了扭轉(zhuǎn)，東京城破已是不可避免。 炮石車的巨大威力也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，特別是面對中原高大堅固的城防時，蒙古人逐漸意識到，只有“超級巨炮”才能撼動所謂的“金城湯池”。于是，在圍困襄陽城，面對久攻不破的尷尬局面時，蒙古人從西域引進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機（俗稱“回回炮”）。此炮發(fā)射的炮彈重達１５０斤，大炮發(fā)射時，“震天動地，所到之處，皆為齏粉”。這種可怕的大炮，讓堅守五年的襄陽軍民守城意志迅速崩潰，久攻不克的堅城迅速落入蒙古手中。此后，這種被稱作“襄陽炮”的重型武器，遂成為蒙古人在歐洲、中亞等各地攻城略地的必備利器。 隨著火藥的發(fā)明，特別是其在戰(zhàn)爭中的廣泛使用，火炮的發(fā)展日新月異，城池防守理念也發(fā)生了巨大的改變。大型火炮愈來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。無論攻守哪一方面，誰的火器占據(jù)優(yōu)勢，誰便掌握了戰(zhàn)場的主動權(quán)。譬如在明末的寧遠保衛(wèi)戰(zhàn)中，明軍城上的十一門紅夷大炮便立下了汗馬功勞。紅夷大炮質(zhì)地上乘，在寧遠三日血戰(zhàn)中，不停地向城下轟擊，周而不停，每炮打出，死傷無算，殺傷數(shù)里，終于止住滿人的瘋狂進攻，轉(zhuǎn)危為安。 那么，當戰(zhàn)爭發(fā)展當火炮唱主角時，特別是攻城一方火力強大，占據(jù)炮火優(yōu)勢時，守方是否就必敗無疑呢？其實也不盡然。以1653年海澄之戰(zhàn)為例，當時清軍數(shù)百門大小銃炮不分晝夜地發(fā)射，轟向鄭軍的陣地。鄭成功便命令將士挖地窖藏身，待敵人登城時，再鉆出地窖繼續(xù)作戰(zhàn)，并最終取得守城的勝利。這一戰(zhàn)役中，鄭軍所挖的地窖，相當于近代戰(zhàn)場所常見的散兵坑或掩體。在后來清軍的大小金川戰(zhàn)役時，藏軍方面也是采用這種挖土坑的辦法，消解了清軍的火力優(yōu)勢。戰(zhàn)后清軍大將阿桂在《平定兩金川方略》中感嘆道“所掘地窖堅厚深曲，竟同鼠穴，炮子實有不同直透之處”?？磥恚袝r候土辦法反而是最有效的辦法。 20世紀60年代，針對美蘇核襲擊的威脅，按照 “深挖洞，廣積糧，不稱霸”的戰(zhàn)備工作指導方針，全國上下掀起了大規(guī)模修筑國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的高潮?！吧钔诙础彪m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可從城市人防的角度來看，卻是科學、合理的辦法，當然，這都是題外話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隨著火器的大量運用，冷兵器時代已經(jīng)不開避免要拉上維幕時，中國卻依然固守，并癡迷于冷兵器時代的城防。城墻的規(guī)制和建設，依然與兩千多年前并無二致。而那時西方國家的家和軍事家，已經(jīng)敏銳意識到在火炮時代，城池堡壘的傳統(tǒng)防衛(wèi)手段已經(jīng)毫無意義，于是紛紛降低城墻高度，甚至完全拆解，以便把火炮效力發(fā)揮到極致，并專心發(fā)展火器，積極研究新的軍事防御理論。 然而，發(fā)明了火藥的中國人，卻在一個軍事的高峰期突然止步不前，轉(zhuǎn)而在高高大大的城墻里，尋求他們的安全感。如果說他們不注意火炮的運用也不對。以清末北京城的城防為例，僅正陽門上就架有大城炮八門、制勝炮三門、神威炮九門、鐵心銅炮四門、神機神樞炮一百零九門。更何況，北京的每座城樓前都有立有雄偉的箭樓，以及氣勢恢宏的甕城，而且全部城墻由青磚砌成，高大堅固。如果說當時的北京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堡壘，一點也不為過?？墒?，1900年8月14日，僅由18000余名士兵組成的八國聯(lián)軍，用了一天的時間便輕而易舉地攻下了北京城。我們且不評論當時清廷的無能和軟弱，僅是從純粹的軍事防御角度分析，這座城也丟得太過莫名其妙。當時守衛(wèi)北京的清軍和義和團拳民達40萬之多，而且火器配備也絲毫不差。當時在城內(nèi)的法國大主教樊國梁在日記里寫道：“街上防壘甚多，皆以米袋為之。除拳匪及屋內(nèi)官兵不計外，街上駐守之官兵其數(shù)至少也達一千五百，皆持快槍。”當時有一位目擊的美國人也說“中國槍彈亦甚猛烈”。而在聯(lián)軍沖開天安門，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門進攻時，也曾“遭到城墻上、城樓上猛烈火力的攻擊”。然而中國人的火槍再猛烈，也好像放鞭炮似的，熱鬧過后，人跑了，城丟了。據(jù)戰(zhàn)后統(tǒng)計，八國聯(lián)軍攻陷北京，聯(lián)軍傷亡400余人，清軍戰(zhàn)死640人。這樣的低傷亡率，自然令聯(lián)軍分外慶幸?？蓪χ袊硕阅?？難道40萬大軍，只有區(qū)區(qū)600余名忠魂嗎？最先攻入北京城的美軍第１４步兵團的某連隊也便被“美譽”為“悠閑連隊”（Easy Company），是啊，so easy！ 15年后，已經(jīng)是民國的時代，為了改善內(nèi)外城交通，民國拆掉了正陽門的甕城，改建了正陽門箭樓，并特地委托德國人羅斯克·卡爾設計，添建了水泥護欄和箭窗的弧形遮檐，另外還在月墻斷面上增加了西洋圖案花飾。 這是精彩的一筆，也是意味深長的一筆。漂亮雄偉的箭樓既然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，那就不妨放下架子，甘心變作一座城市的裝飾品。
